李宗仁力挽狂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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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宗仁力挽狂澜

当陆荣廷在广西的势力被连根铲除后，李宗仁和沈鸿英两支部队对峙于广西境内。天有不测风云。此时，北方的政局发生了变化，冯玉祥攻占北京，电邀孙中山北上。孙决定于1924年11月起程。行前电约李宗仁和黄绍竑赴广州一行，同时明令将“定桂讨贼联军总指挥部”改组为“广西全省绥靖督办公署”。李为督办兼第一军军长；黄为会办、兼第二军军长；白崇禧任督办公署总参谋长。孙中山离粤后不久，便传来孙患肝癌的噩耗，本来就潜伏危机的广东政情，更是蒙上了一层阴影。原来孙中山手中没有可靠的军队，但因是缔造中华民国的元勋，威望所及，国人爱戴；在北方军阀的威胁下，南方军阀也依靠孙中山的威望，利用他的知名度来反对北洋政府，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，纷纷聚集在孙中山的旗帜下。但他们骨子里反对孙中山的革命，根本不把孙中山放在眼里。所以当孙中山病笃之时，迟迟不接受广州政府副元帅之职的唐继尧，此时忽然通电就职，并决定亲率大军，分三路进发广州“视事”。

唐继尧可说是个封建怪物，他凭借手中的军队，在云南作威作福，还处处表现出一副至高无上的仪容。如在接见部属和外宾时，在司令部内还排出层层的仪仗队，旌旗招展，盔甲鲜明。唐本人则着戎装大礼服，踞坐在正厅正中高高矗起的黄缎椅上，威仪显赫，侍从如林。这等军阀人物，一旦进入充满革命气氛的广州，后果将难以设想。唐率三路大军入粤，必须假道广西，恰恰这条咽喉孔道在李宗仁的控制之下。不过要依靠李宗仁的力量对抗唐继尧，无异是以卵击石，这一点唐看得也很清楚，他料定李不敢作难。但为了能够使李宗仁就范，唐采取利诱的手法，派代表文俊逸前往南宁，与李宗仁接洽。按唐继尧的嘱咐，文向李表示，唐赴广州就任副元帅后，当和西南各省军要拟订北伐大计，并委李宗仁为军长之职。说着就从袋中将委任状拿了出来。文还表示：如同意，唐允送云南烟土400万两约值7万元，作为酬谢，一旦烟土运到，必须通电就职，以昭信守。李宗仁明白，这分明是让自己跟在唐的后面造孙中山的反，因此听了文的一番话后，感到唐用心险恶，绝不能让其得逞，他正色辞严地告诉文：“值此中山北上之际，唐总司令忽欲率大军赴粤，恐难免不招致物议；况两粤久苦兵燹，民困待苏。唐总司令既有意北伐，何不迳在昆明召开军事会议，然后分道北伐，何苦劳师远戍，前往广东？如此北伐未成，内哄已起，为国为民，均属下策，本人实不敢苟同。”文俊逸仗着唐继尧的势力，对西南其他省人讲话总是居高临下，如今见李辞色俱厉，特别是末了的那一句话，话中有话，有不惜一切与唐作难的含意，知道李是个不好惹的汉子，不敢多言，唯诺表示：“当遵督办之意，拍电唐继尧，俟有回音，再来谒见。”说毕即告辞。

李宗仁说话虽硬，但也知道此事关系重大，形势很快会严重起来，因此文某一走，李宗仁即飞电梧州黄绍竑，请其速赴南宁会商大计。不料第四天，唐继尧那位文代表又来要求见李宗仁，说已接到联帅复电。当着李宗仁的面，他大声朗读电文：“本帅大计已定，师行在途，未便中止，仰该代表即转饬李宗仁、黄绍竑知照”。电报行文，仿佛李宗仁已是唐继尧的囊中之物一般。狗仗人势，文代表此时也神气活现，读起电文来抑扬顿挫，与上次离开李宗仁处时那副可怜相相比，判若二人。他不容李宗仁思考，读后气扬声长地立即要李表态，并一面威胁他说，赶快拿主意，以免引起干戈，一面又以400万两烟土正在运桂途中，进行引诱，要李宗仁依从。

头可断，志不可辱，李宗仁再也忍受不了，决心摊牌，不再敷衍。因此当文还在言语得意之时，李宗仁猛地把桌子一拍，骂道：“唐继尧这东西，乘中山北上，企图趁火打劫，不仁不义到了极点。一个封建军阀，不自度德量力，不知悔过，居然想承继做大元帅，还想拖我们革命军人和他同流合污，实属无耻之尤。”语毕，李宗仁喝令副官把这文某拘押起来。李宗仁这突如其来的态度和凌厉的责骂，使文俊逸先是惊得目瞪口呆，后听到李的“发落”，又吓得面如土色，浑身战栗，竟跪到地上哀求说：“自古两国交兵，不斩来使，还请督办饶恕我罢。”对于文某的请求，李明确表示不加罪于他；但作为唐继尧的代表，今后在南宁不能有行动自由，因此只得看管起来。李宗仁这一果断行为，使南宁各界人士大为震惊。文某初来时，气派十足，如今忽为阶下囚，引来了街头巷尾的议论纷纷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。

文某被扣的当天下午，广州胡汉民代元帅派代表求见李宗仁。代表名叫董福开，携有胡汉民的亲笔信。其实董来邕已有多日，只是文某也在，而且门庭若市，还以为李在压力下有接受唐继尧委任的可能，因此未敢暴露身份。是日晨突然见文某门前站有卫兵，知其被看管起来，不免喜出望外，立刻到督办来见李，对他的行动表示了真诚的赞许。原来胡汉民初欲派林森来桂向李游说，让其不要受唐的诱惑，然怕李兵力远不如唐，劝说等于给李为难，况且广州政府一时筹不到一枪一弹支持李，故林不愿担任此命，胡不得已才派了董来。文代表被拘押的翌日，黄绍竑从梧州赶到南宁，一见面便以势急难收的口吻对李宗仁说：“德公，你这次祸闯大了。”李遂将事情的本末详细地向黄作了介绍。黄表示：“事已至此，我们只有决定如何对付唐继尧吧。”

李宗仁此时似乎也感到事态发展的严重性，于当日晚和黄绍竑、白崇禧召集高级干部会议，认真讨论了当时形势和今后的军事部署问题。李宗仁认为，唐继尧要进攻广西，形势固然严重，而更严重的是广西境内的沈鸿英则有可能乘唐军攻打南宁之际，帮助唐进攻李。李宗仁决定利用唐军到达南宁之前的一段时间，全力讨沈，解除后顾之患，以便能全力抵抗唐军。事情正如李宗仁所估计的那样，当文某被拘一星期后，唐军还未正式宣布运行。沈鸿英忽然在桂林发出通电，以“建国桂军司令”的名义，“出巡视察各地民情”。醉翁之意不在酒。沈以出巡为借口，指挥大军南下，向李宗仁打来。沈自以为其军剽悍，可以在唐军入桂前消耗李军，使其疲惫不堪，最后与唐夹击，一气消灭李宗仁。由此沈雄心勃勃，此次采取倾巢而出的方针。岂知他这一着正中李宗仁下怀，李决定采用各个击破的战术，使沈“倾家荡产”。形势明朗化，黄绍竑、白崇禧立即返回梧州，并和江西李济深取得联系，计划分兵合击沈。南宁方面，李作了周密考虑，令伍廷率兵两营守城，如唐军一旦进迫，则撤出南宁，以避其锋，并设法拖住唐军，等大军击败沈军后，再合击唐军。部署既定，1925年1月，李宗仁率大部移住桂平。1月29日，黄绍竑、白崇禧两人乘轮船到桂平向李宗仁报告战略准备工作。

1月30日中午，白崇禧部与沈军在武宜展开了激战，白崇禧几至被俘，仓皇逃进城内，闭门坚守。白崇禧不愧人称“小诸葛”，在这危难时刻争取主动，施展小计，在沈军用膳时，组织百余名敢死队，鸣枪呐喊，杀向敌营，竟使敌人后退十余里。正当白崇禧在武宣和敌军周旋时，李宗仁率一独立营乘轮自柳江上驶，是日下午5时到达离定武约三十里的拦马村岸。未等上岸，李已见岸上数十人招手呼唤。在人群中，李发现前陆小同学李澜柱，乃询问上游军事情况。根据李澜柱的介绍，李宗仁知道定武城仍在白崇禧的掌握之中。他估计，钟祖培等率领的由江口一带向武宣西进的先头部队，1月31日中午定可到达离定武不远的东乡，便决心上岸向新圩进发。新圩离武宣城40里地。第二天拂晓，李得报钟祖培如期到达，敌人已从武宣退至二塘，均筑防御工事，于是派人和白崇禧取得联系后决定是日下午2时，向敌人发动总进攻。李将主力配备于右翼，企图将沈部压迫至柳江左岸而歼灭。沈军不甘示弱，竟全线跃出战壕反扑。两军展开肉搏，杀声震天，双方屡进屡退，形似拉锯。李宗仁清楚，值此激烈时刻如一旦跨下，将兵败如山倒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于是他亲临前线，冒着炮火，指挥作战。正值双方酣战难解难分之际，李宗仁部的李石愚纵队，由贵县赶至二塘，威胁沈军右翼。敌人见李的援军赶到，顿时军心虚慌，阵线动摇。李军乘势发动猛攻，沈军全线崩溃，仓皇窜逃，退守柳州。

为彻底消灭沈鸿英主力，李宗仁和白崇禧商议，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，命李石愚部佯攻柳州，吸引敌人注意力，而将主力东调，自象山、修仁瑶山边，越三排、四排，循崎岖山道，直奔桂林南乡。与此同时，沈鸿英的一部被第一路军的陈济棠部击败，贺县丢失；蒙山也被俞作柏部攻占。噩耗频传，沈鸿英正不知所措，又忽闻李宗仁部迫近桂林，慌忙北遁。沈鸿英逃跑的当晚，即2月23日，李宗仁占领桂林。

此时，胡汉民派驻粤的滇军范石生部自广东开抵桂平，支援李宗仁，准备抵抗唐继尧。范部有万余人，原属顾品珍部，1920年顾驻防川南，四川实力派以川人治川为由，逐顾回云南。顾返滇后驱逐唐继尧，自称云南王。翌年，为响应孙中山的北伐号召，也为减轻云南的军费负担，顾拨两军东下附义，前往广东，范为其中一军。1922年春，唐继尧东山再起，便和白崇禧联袂南旋和范晤面，留吕焕炎纵队留守桂林。不料，沈鸿英得知李宗仁离开桂林，便派兵三四千人，袭击桂林，而吕又疏于防范，竟让沈军得手，桂林陷落。经过浴血奋战而得的桂林，竟轻而易举为沈军袭取，李宗仁既懊丧，又恼怒，闻报后立即派白崇禧从柳州抽调军队赶赴桂林，兜剿沈军。沈见李的主力回击，不敢恋战，4月10日弃桂林而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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